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 第二十六节
《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第二十六节
1986年5月,七国峰会在东京召开。距广场协议已过九个月,日元大幅升值令日本出口承压、首相中曾根康弘陷入困境,而美元疲软并未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国会保护主义压力依旧。
1986年5月,七国峰会在东京召开。距广场协议已过九个月,日元大幅升值令日本出口承压、首相中曾根康弘陷入困境,而美元疲软并未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国会保护主义压力依旧。中曾根试图稳定日元的请求未获美国回应,贝克转而提出政策协调新动议,成为东京宣言主体:成立七国财长集团定期会晤,并用一组经济指标评估各国表现,进行多边监督。
领导人们口头肯定了峰会,媒体对加强协调的新计划反应不一,美国财长官员达曼态度积极,马尔福德则认为计划依赖同行压力、落实存疑。
美国的指标监督方案由贝克和达曼推动,但指标本身并非新事物:1969—1973年欧共体曾用七项指标监测增长、就业等目标;1972年沃尔克计划中的自动触发机制因欧洲反对而流产;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主张加强多边监督,1982年起总裁德拉罗西埃开始向五国集团提交各国经济分析。1986年4月,贝克和达曼秘密游说,获舒尔茨、里甘同意后,先后争取到英、法、日支持。但方案引发争议:美国强调对称与自动性,而联邦德国、日本等顺差国质疑自动机制的可行性,担心指标被用来迫使他国单方面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