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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 第十九节

《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第十九节

中曾根康弘任首相后,打破了传统上对首相权力的种种约束,绕开派阀政治,借助官僚体系之外的专家推行改革,其指定委员会完成的前川报告便是例证。

中曾根康弘任首相后,打破了传统上对首相权力的种种约束,绕开派阀政治,借助官僚体系之外的专家推行改革,其指定委员会完成的前川报告便是例证。他借助七国集团峰会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也提高了公众对领导者的期望,为外相安倍、大藏相竹下登等人提供了学习机会。他的高调外交以美日双边关系为基础,着力改善与美国总统里根的个人关系。1985年秋他参观西奥多·罗斯福故居,借这位美国老总统认同日本作为大国的责任。中曾根的政治基础在于70年代以来崛起的大都市中产阶级,他们担忧海外保护主义和日本经济落后威胁自身福利,与受益于封闭体制和分肥政治的土地所有者、零售商、稻米种植业主、官僚等既得利益者存在冲突。他推动的"强日元"战略意在加速去管制和市场自由化,打击这些既得利益,1986年4月的前川报告及其后续报告把日元持续强势作为经济结构改革的前提。但他必须面对官僚体系中最强大的对手——大藏省。

大藏省在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期间只扮演了应对者角色,它通过预算和税收否决权行使消极权力,而通产省在战后政策规划上走在前面。战后长期奉行的预算平衡原则在1965年福田赳夫内阁首次发行公债时终结,财政政策逐渐变成政治家为选民分蛋糕的工具,大藏省被迫放弃严格平衡预算,转而设计限制支出的机制,并通过笼络政治家来争取开支控制。70年代后期大平正芳内阁推行消费税计划,大藏省以限制开支上限换取政治家支持加税,但1979年消费税立法未获通过。70年代末的财政混乱和"火车头战略"造成的赤字扩大被视为对大藏省稳健财政信条的打击。大藏省乐见中曾根的"小政府"改革与财政紧缩相配合,新任大藏相竹下登成为其最好代言人。大藏省基于日本贫弱的观念长期维护360日元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直到1973年石油危机证明日本对国际收支极其敏感,才转向支持汇率调整而非财政刺激。1985年春日本愿意以汇率调整应对协调压力,大藏省副相山口光秀开始研究干预策略。日本银行虽在前行长前川春雄领导下寻求日元升值,并多次抵制大藏省的货币政策指示,但总体上大藏省主导货币和汇率政策。浮动汇率使大藏省得以将日元升值归因市场以规避政治压力,但也让政治家以同样逻辑主张无需财政自律,大藏省因此被迫在预算上向政治家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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