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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 第二十三节

《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第二十三节

斯托尔滕贝格向美国听众宣扬联邦德国削减赤字的成果,但联邦德国在广场会议前并未主动提出汇率调整。

斯托尔滕贝格向美国听众宣扬联邦德国削减赤字的成果,但联邦德国在广场会议前并未主动提出汇率调整。他与联邦银行在降息问题上矛盾公开化,背后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拉扯。联邦德国的宏观经济决策深受其政治文化制约:源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恶性通胀的历史教训,战后确立了物价稳定、谨慎逆周期政策和国际竞争三大支柱,决策体系呈去中心化,联邦银行凭借法律保障享有高度独立性。联邦银行内部以州代表为主的央行委员会倾向国内考量,副行长施莱辛格等保守派坚持反通胀立场,行长珀尔须在国际降息压力与国内强硬派之间周旋,美国财长贝克的公开批评更使其处境微妙。财政政策方面,1967年《稳定和增长法案》赋予联邦政府相机抉择的干预权,财政部主导预算制定,但联合政府党派分权、联邦政府仅控制约一半公共投资且州上院拥有否决权等限制,使其财政政治学本质上是被动的,预算随经济危机频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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