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第二十四节
1980年选举前后,科尔政府在减税与削减预算之间调和,同时推动两项政策。
1980年选举前后,科尔政府在减税与削减预算之间调和,同时推动两项政策。联邦德国的宏观决策受意识形态影响,但渐进主义与联合政府的党派政治使其作用有限:社会民主党与工会主张凯恩斯主义赤字福利,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与商界主张去管制和增加投资。勃兰特因经济部长弗里德里希与财政部长施密特难以调和,将经济与财政部分设为两个机构,前者主张紧缩货币,后者主张宽松,争论属技术性而非战略性。联邦银行权威稳固,其紧缩政策曾导致艾哈德与施密特下台,其准则为政治心理提供保障。战后德国经济政策形成两条教训:货币管理不能交给政治家,国民经济不能由联邦政府独占;机构竞争与文化约束共同支撑渐进主义。
欧洲货币体系方面,珀尔强调该体系已在欧洲建立货币稳定区域,成功归功于技术可行性、干预信贷机制与物价稳定目标的统一,以及联邦银行的兜底承诺和联邦德国政府在汇率谈判中同意马克升值的担当。联邦德国对欧洲伙伴贸易额超过其贸易总额一半,而对美、日贸易分别仅约10%和3%,美元波动促使伙伴转向马克,英国也逐步使英镑与美元脱钩。马克已在欧洲取代美元成为本位货币。加入该体系可增强央行反通胀信用、限制通胀“惊喜”动机,成为小国及英国的激励。联邦银行对体系并不完全合作,担心干预义务损害反通胀政策,保留单方面暂停干预的权利。从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期间,体系内经历两次汇率调整,1987年1月的调整经13小时激烈谈判完成,欧洲央行投入80亿至100亿美元协调干预维系法郎币值,联邦银行坚持以上调汇率而非降息应对马克压力。调整后市场预期欧洲降息,联邦银行在1月22日宣布降低贴现率0.5个百分点同时紧缩融资条件,被批评为自相矛盾,也再次显示其权力,并成为欧洲经济被领入衰退的指责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