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 第二十五节
《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第二十五节
许多评论者认为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功源于时机:1983年3月至1985年7月美元高估期间,体系内未发生汇率调整,货币间维持着微妙的弱平衡;1985年美元转跌后,对马克的投机增加……
许多评论者认为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功源于时机:1983年3月至1985年7月美元高估期间,体系内未发生汇率调整,货币间维持着微妙的弱平衡;1985年美元转跌后,对马克的投机增加,马克升值压力加大,平价关系受到考验。
危机后,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与比利时财长伊斯更斯提出三项加强机制的建议:更多界内干预、协调利率政策、由欧洲合作基金直接干预。法国批评最为严厉,财长巴拉迪尔认为1987年1月的危机本可避免,并提议针对美元日元制定共同策略;法国更深层的担忧是联邦德国的货币霸权,希望借"广场行动"向德国施压,促使其接受更快增长、更灵活财政、降息并关注汇率。
联邦德国则借欧洲货币体系放缓马克升值,把重商主义好处留给出口行业,形成名义升值、实际贬值的格局,代价是国内更高的通胀。体系还缓解了出口顺差带来的马克升值压力,给贸易伙伴提供避免单独贬值的保险。卡赞斯坦指出该体系在国内政治上对工会、央行和出口行业各方都有利;许多德国人将其视为实现欧洲领导地位的工具,但这种领导是区域性的,德国仍自视为中等强国。参与体系也意味着联邦德国更优先国内与欧共体事务,可能妨碍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取得更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