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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 第十八节

《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第十八节

日本领导人在筹划“广场行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广场会议由贝克与竹下登共同提议。

日本领导人在筹划“广场行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广场会议由贝克与竹下登共同提议。日本国内,首相办公室、自民党高层和通商产业省分别向大藏省施压,通商产业省抱怨汇率失衡加重了贸易争端。1985年春美国国会两院通过抨击日本不公平贸易的决议,对保护主义立法的担忧加上对“市场导向的个别领域谈判”效果的怀疑,迫使日本领导人行动。日本的决策既受外国压力影响,也受国内公众期待日本提升国际地位、经济更开放的舆论推动,政治家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随之上升。

中曾根康弘在设计日本策略中居核心地位。1985年6月底他向贝克表示,计划必须是综合性的,以换取美国削减预算赤字、降低利率,日本应接受强日元的政治风险。他原设想日元兑美元先到210、再降至200左右,未料1986年选举前日元失控般升值,他称之为痛阈最大值。竹下登虽动机不同,也指示大藏省研究汇率调整。

中曾根自25年前就鼓吹强日元,视其为强大日本的象征;1982年当选首相后每天了解汇率,并按日元升值思路管理经济。他的“朋友顾问团”中,三井银行家小山五郎支持日元升值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前大藏省副相隆细见受托设计“日元升值进程”,建议日元逐步升至170~180,随后推动日本经济从出口拉动转向内生增长,并美日联合干预。中曾根倾向管理浮动而非自由浮动,1985年末责成大藏省研究三极间“蛇形”汇率区间、共同干预储备基金及1987年召开布雷顿森林式会议,但因大藏省信奉浮动汇率而未落实。中曾根重新定义领导职能、激发公众对日本国际作用的热情、提出新的社会经济方向,最终改变了日本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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