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乡土性 · 第二节
《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乡土性》第二节:“羞辱感”体验
本节考察重庆“棒棒”在都市中“羞辱感”体验的来源、内容与归因。
本节考察重庆“棒棒”在都市中“羞辱感”体验的来源、内容与归因。作者认为“棒棒”的心理感受应称“羞”而非“耻”,它既是自卑的主动感受,也是对外界“施辱”的反应,故为“羞辱感”。这种感受主要通过都市人嫌弃、呵斥等歧视性语言和表情获得,受辱场合分生计场合(如因衣着脏、力钱分歧、被误会偷窃受辱)与非生计场合(如被歧视性称呼、因生活方式或农民身份受辱)两类。借用高夫曼“污名”概念,羞辱内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身体污名,城里人以“脏”“影响市容”排斥他们,城管却无成文法规可依;二是道德污名,城里人视其为“小偷小摸”,而田野调查显示其违法犯罪率极低,作者参与的一次夜间搬花盆业务也印证了社会偏见;三是能力污名,城里人称其“奸猾”“傻农民”,影视作品亦固化偏见。关于归因,“棒棒”认为源于社会不公正(户籍、社保、借读费等制度壁垒,以及电梯、超市等场所的差别对待)和社会排斥(城里人认为其抢饭碗、推高房价物价)。羞辱感强弱因年龄、性别而异,且随从业时间推移,由初入行的高峰期逐渐减弱,最终“习惯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