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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乡土性 · 第三节

《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乡土性》第三节:记忆与现实中“苦力”的交织

本节考察“苦力”记忆与当下“棒棒”的交织。重庆老人普遍将“棒棒”视为“下力”的延续,认为其生计方式未变:无需本钱和技艺,一根竹杠一条绳即可谋生。

本节考察“苦力”记忆与当下“棒棒”的交织。重庆老人普遍将“棒棒”视为“下力”的延续,认为其生计方式未变:无需本钱和技艺,一根竹杠一条绳即可谋生。但业务范围已从民国时期单一的挑运,扩展为如今包揽各类杂活;运输距离也由过去动辄几十里、需在外留宿,变为近距离的点对点搬运。

在组织形式上,老码头工人秦建良指出,过去有行帮,现在“棒棒”没有帮口,但内部靠信任熟人合作分钱的模式与当年一致。他将有组织的“大力帮”与松散的“小力帮”对比,对应现在有固定地盘和流动揽活的“棒棒”,说明“野力”(体制外)与体制内的划分始终存在。五十年代成立的搬运工会使“野力”改称“扁担”,街道运输合作社则介于两者之间;当时地盘划分、内部分工的规矩与今日“棒棒”的行规如出一辙。市民至今仍用“帮”描述“棒棒”的次级群体,投射出地盘划分现状。人力搬运行业始终面临“合法性”问题,其判断受社会体制影响,如“扁担”因户籍制度被排挤,后又重获一定合法性。

在社会地位上,关于“苦力”的记忆充满艰辛。旧照片与访谈显示,民国苦力收入仅够糊口。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曾被视为工人阶级,改革开放后“下力的”重新带上“苦难”“下贱”的含义。由于人力搬运的“落后性”,“棒棒”仍被赋予与“苦力”类似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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