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第六十九节
中比交涉期间,比利时致函常设国际法庭,称因南京新约已签,争端实际消除,请求撤销讼案,法庭于1929年5月正式取消该案。
中比交涉期间,比利时致函常设国际法庭,称因南京新约已签,争端实际消除,请求撤销讼案,法庭于1929年5月正式取消该案。《中比条约》既是北京政府首个宣布终止的旧约并颁行《临时办法》收回法权,也是南京政府首个签订的新约,成为比较两届政府修约方针的最佳案例。
南京新约签订后遭国民党内蔡元培、李宗仁及外交官、商界抨击,批评要点有四:平等互惠原则被附件架空;关税兼采最惠国与内国待遇;附件四准许比人内地居住及土地权;领事裁判权废除附带限期订立详细办法等条件,否则须待半数国家放弃。时人认为南京以诸多让步换取表面成绩,远逊于北京的强硬立场。北京谈判中曾坚持不给比国最惠国待遇、内地杂居、土地权,比国几近接受;南京则在这些点上让步。王景岐、颜惠庆、顾维钧等北洋外交旧人均对新约严加批评,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指南京的暂行协定使比国摆脱困境,与北京政策背道而驰。南京的实际所得仅为关税自主的承认和领事裁判权的原则放弃,而关税因日本抵制延至1931年才实现,领判权收回更是遥遥无期。
南京之所以华而不实,原因有三:一是外交形势,四一二清党后列强压力大减,南京又与苏联绝交、对日恶化,须联合西方打破沉闷,故以变通换取他国就范;二是废约压力,国民党标榜革命外交,王正廷须短期出成果,只能先求名义上的平等互惠;三是策略选择,北洋从集体修约转向“到期修约”,南京则改为逐项推进,先求关税自主,其他问题只求原则承认,不惜实质让步。作者指出,中比案是中国首次援用不平等条约概念片面废约,也是提交国际法庭的首案,贯穿北洋与南京,是考察外交演变的关键个案;北洋激进时列强尚配合以免中国走向废约,四一二后列强转为延宕,南京反而急于求成而作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