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第二十节
本节指出,莫迪、埃尔多安、普京、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病症,源于近三十年来对科技、GDP和利己主义算计的迷信,把主观情绪这一无法量化的因素排除在考量之外……
本节指出,莫迪、埃尔多安、普京、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病症,源于近三十年来对科技、GDP和利己主义算计的迷信,把主观情绪这一无法量化的因素排除在考量之外,导致理性市场支配下的社会充满痛苦与绝望,引发了虚无主义反抗。要获得方向感,就必须更准确地认识人的灵魂,否则只会像托克维尔所说那样盯着河岸残渣而随波逐流。
作者引述布迪厄三十年前对政治空谈的批评,指出旧的世界观政党消失后,职业政客形成封闭圈子,与经济精英过从甚密,用普通人听不懂的行话交流,同时近二十年工人和中下阶层收入停滞,上层毫不关心。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和欧洲右翼民粹崛起,是这种不满积累的结果,其根源在于民主左翼政党的错误。
1989年后,“历史的终结”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盛行,现代化使许多年轻人升入城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看似消亡,社会民主政党转为中产阶级政党,遗忘了大量“失败者”。作者细分了被遗忘者:办公室职员、建筑安装工人等工薪中间阶层收入不增、深感全球化威胁;服务业无产阶级辛劳却低薪;以及因资质不足而失业者。他们以养家糊口为傲,不依赖扶贫资助,却都感到政治上没有代言人,认为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弊大于利——因为整体获益无法公平分配,他们正是失败者。经济不安全感又叠加社会性不安全感,他们觉得城市世界主义群体轻视其生活方式,进步政党已转而代表全球上层阶级。
左翼政党若想胜选,必须同时依靠现代左翼自由主义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各约一半的选票,但两者文化价值观差异巨大。英国脱欧后,约翰·哈里斯在《卫报》撰文分析英国工党的两难:布莱尔主义者把工党变成中产阶级社会民主党,抛弃了工人阶级;转向左翼推举科尔宾后才重新赢得普通民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