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第八十二节
六日战争的惨败摧毁了叙利亚的军事能力,也打破了纳赛尔作为新阿拉伯领袖的形象,泛阿拉伯联盟和激进民族主义随之破产。
六日战争的惨败摧毁了叙利亚的军事能力,也打破了纳赛尔作为新阿拉伯领袖的形象,泛阿拉伯联盟和激进民族主义随之破产。这场失败促使整个伊斯兰世界重新审视自身与西方的斗争,形成了新的历史叙事,其最终受益者是奥萨马·本·拉登及其追随者。
这套叙事把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划为三次十字军东征:第一次是中世纪的宗教战争,被萨拉丁击退;第二次始于1789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是帝国主义的军事征服;第三次由拿破仑发起,是思想与语言之战,目的是让东方认识到西方在科技、文化和制度上的优势。1798年普通穆斯林第一次直面“法兰克人”,发现对方更富裕、装备更好、训练有素且自信,西方由此一步步深入伊斯兰世界。
作为回应,19世纪的改革者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笃、拉希德·里达等人主张从内部让伊斯兰现代化,其思想称为萨拉菲主义,试图把宗教与欧洲民族主义结合。但这些理想最终落空:青年土耳其党人背叛奥斯曼苏丹-哈里发,摧毁了传统秩序;阿拉伯人被西方盟友出卖,一战后伊斯兰世界被按列强利益分割。下一代民族主义领袖改效仿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苏联并非真朋友,马克思主义本身仍是西方信条。
于是最后一阶段转向伊斯兰重生。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主张彻底清除为迎合西方而附加的成分,让伊斯兰教法全面施行,认为世俗民主是渎神。穆斯林把失败归因于放弃传统,认为中国、日本等非伊斯兰亚洲国家正是靠坚守自身才走出西方主导。1960年代后期,宗教重新现身,伊朗率先成为突破口:伊朗国王限制宗教势力、生活奢华,又未提供替代福利,招致乌里玛与民众反感,反对运动在流亡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指导下兴起,世俗马克思主义者与伊斯兰基要主义者共同参与。1979年1月16日国王出走,霍梅尼回国,将伊朗改造为以“教法学家的监护”为基础的神权共和国。
宗教复兴同时伴随伊斯兰的世界抱负,演变为代表全球穆斯林对抗西方的吉哈德运动,巴以冲突也从争夺土地变为所有穆斯林必须参加的圣战,各地冲突都被纳入这场与美国这一“大恶魔”的善恶之战,甚至催生了为遥远土地上的穆斯林在伦敦发动自杀袭击的极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