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一部个人史》第三章：跨越围墙

作者对1968一代的感情很复杂：他能理解弗里德里希等人对德国司法无法为纳粹受害者伸冤的愤怒，却也厌烦他们自我沉溺、对一墙之隔的东德漠不关心。

作者对1968一代的感情很复杂：他能理解弗里德里希等人对德国司法无法为纳粹受害者伸冤的愤怒，却也厌烦他们自我沉溺、对一墙之隔的东德漠不关心。反过来，他意识到自己这个英国青年在他们眼中同样怪异——国安部档案里所谓他的“幌子”，其实是他尚未定型时想同时扮演的众多角色：第三帝国博士、东柏林作家、奥威尔式的作家、外交官。日记让他看清过去的笨拙与傲慢，也让他明白个人回忆如同尼采笔下的记忆与自尊之争，只能全取或全舍。

在柏林期间，他花大量时间翻阅普鲁士国家秘密档案局和柏林文件中心里无人整理的盖世太保与“人民法庭”档案，发现许多控诉者是普通市民乃至亲友，不少被告被判死刑。他也访谈施佩尔等战争幸存者，并与一群每年纪念施陶芬贝格的反抗者来往，由此追问：什么力量让一个人成为抗暴斗士，另一个人成为极权的奴仆。他与詹姆斯合写文章，同弗里德里希旁听集中营警卫审判，追查总统卡斯腾斯的纳粹党籍传闻；又在新纳粹团体“维京青年”露面的酒吧外遭袭，头部被破酒瓶砸伤，凶手后被定罪。东德官方报纸则借机报道“西柏林成为法西斯游乐场”。

他分析六八世代人为反对父母的冷战反共思想而美化东德，有人甚至成为国安部情报员；而他自己秉持的是麦考莱、奥威尔、以赛亚·伯林式的个人自由传统，对东德的兴趣在于那里能真实检验“做施陶芬贝格还是做施佩尔”的问题——他称之为“歌德橡树”，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正圈住了歌德写诗的古橡树。为此他随团赴阿尔巴尼亚，又自驾游历东欧六国，在波兰感受到与懦弱东德对照的反抗精神。随后他接手詹姆斯在维兰德街的公寓，出租房间分担昂贵房租，1979年底获准进入东柏林洪堡大学读研。

同一时期，他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MI6多有接触：从牛津导师暗示“和伦敦联络”，到1976年外交与联邦事务部的征才信，再到1979年参加公务员考试、两小时半的面试、体检与总部安全审查。对方一句“我们宁愿你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令他不安，他先请求把入职延至1980年9月，最终在1979年11月以一句“所以，不必了”作结，未加入情报工作。他追溯自己对间谍行当的向往，来自吉卜林《金姆》、祖父在印度的往事、父亲的诺曼底勋章、寄宿学校的爱国教育以及邦德小说。他自认虽未替政府做间谍，却以假名为《旁观者》撰稿、暗中搜集东德资料，这在东德即属颠覆；他认为秘密间谍与秘密写作泾渭分明，却又承认两者相似——德文的“联邦新闻局”即情报局，报纸旧称“情报纸”，而《旁观者》创刊号称新闻的要旨正是传递情报，格林也说小说家与间谍一样窥探他人，只是以文学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