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谈旧录》第四十九节

国民大会本应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召集，国民党却单方面确定会期，除中共书面抗议外各方多未表态。

国民大会本应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召集，国民党却单方面确定会期，除中共书面抗议外各方多未表态。国共两方都怕被孤立，举足轻重的第三方面（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调人责任由马歇尔转到我（民盟秘书长）身上。我向司徒雷登、马歇尔提出两原则：调人改由国内第三方面担任，美方仍配合；对国方说话由马、司出面，对共方由民盟出面。国方派人劝周恩来与第三方面入京，10月21日成行，蒋介石却去了台湾。我在孙科的宴席上发言，指出过去十个月和平努力失败，症结在于只有国共两方有力量，今后必须由第三方面自觉团结、主动担责，并以舆论为后盾。此后第三方面主动奔走：先到梅园新村听取中共意见，再到孙科家听取政府意见，最后在交通银行自行折中，如此反复。我促成张君劢、李璜、胡政之三人为核心，马歇尔亦表赞同。10月25日国军攻下安东，周恩来愤而欲中止和谈，经黄炎培提议中共与民盟互相通报决定，和谈才未中断。国方提八点、共方提两点，互不接受，第三方面另立两原则（政府行为纳入政协轨道、争执问题平情互让），拟定三条办法：全国就地停战、地方政权归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解决、依政协程序先开综合小组商定政府与国大问题。我又主张把东北驻军地点等具体争执写入，经黄炎培、莫德惠与我研究，定东北共军驻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并让政府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铁路沿线二十县政权，结果失败正出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