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学新论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库 · 第六十八节
《书学新论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库》第六十八节
本节指出书法史研究中存在“以今为古”与“以古为今”两种偏向:前者如将清代中叶才兴起的碑学视为与帖学并列的两大支柱,后者如依据历史情形来规定今天的继承与创新……
本节指出书法史研究中存在“以今为古”与“以古为今”两种偏向:前者如将清代中叶才兴起的碑学视为与帖学并列的两大支柱,后者如依据历史情形来规定今天的继承与创新,二者都混淆了历史眼光与当下眼光。文章进而归纳出书法史研究的四种“陷阱”:一是把一切古代书迹都当作书法艺术,无视书写者水平与书法艺术诞生的时代界限;二是据一件出土书迹推断一代之书的总体风貌,忽略了字体、流派、地域、个体风格与水平的差异;三是把古代书家的任何一件作品都当作其最高成就的代表作,无视书家成长成熟的过程;四是见到作品相似便断定存在师承关系,如康有为据相似性宣称颜真卿、柳公权师法北碑,却无史料证明这些碑刻当时是学书范本。这些陷阱的根源在于研究者以自己的眼光去“当代化”历史,唯有坚持以史料为据、为重,才能避免。
最后作者提出“论书须能作书”的主张:书法理论不同于一般艺术理论,必须以达到普通书家的创作水平为前提。原因是书法虽以表现心灵为旨归,但其内涵抽象模糊,可表现的量极为有限,技巧因而占据极突出的位置,甚至被视作书法的本体。技巧的这种关键作用同样及于理论——只有把技巧运用到心手相忘、意到笔随的熟练程度,才能不受限制地理解书法理论;达不到这一最低标准,认识就必然受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