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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 · 第十六章

《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第十六章:治理危机

本章指出,亚洲危机与2007~2008年全球危机本质相同,都是网络世界中本国与全球的治理危机:在全球化、金融创新、自由化和技术进步四大趋势下,公司、国家和全球的治理结构均不合格。

本章指出,亚洲危机与2007~2008年全球危机本质相同,都是网络世界中本国与全球的治理危机:在全球化、金融创新、自由化和技术进步四大趋势下,公司、国家和全球的治理结构均不合格。这引出三个历史问题:全球资本主义是否盛极而衰——环境与资源已无法支撑人人复制“美国梦”,亚洲须放弃“GDP热”,寻求可持续发展模式;实力格局是否逆转——按麦迪逊预测,2018年中国将成第一大经济体,2030年亚洲GDP占世界53%,亚洲货币可能扮演储备货币角色,但亚洲的金融系统、监管结构和国际人才储备都尚未准备好;危机应对是否仍停留在国家层面——各国只顾本国银行,全球政策协调严重不足。

作者总结六条经验教训:危机是集体过度行为的自然结果,改革窗口只在危机前后短暂存在;金融衍生品带来杠杆,风险可转移但不会消失,须在市场效率与监管之间走中庸之道;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应改造公司治理、使薪酬与长期业绩挂钩、保证住房可负担,并认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式的分业经营更适合新兴市场;不能全盘否定金融创新,应像审批新药一样审批金融产品,达到规模即纳入监管;应建立统一的超级监管机构,树立反周期监管思维,衡量标准是全部社会成本而非监管成本;新兴市场的监管者、央行和财政部仍忙于国内争权,思维本地化,与金融相互依存的现实脱节。

在长远视角下,作者质疑G20的举措只是修补旧秩序:金融市场已全球化,货币财政政策却按国家割裂,这是风暴的结构根源。美国正照搬日本的零利率与财政注资老路,而日本以占GDP 195%的公共债务泡沫换来的仍是结构性问题未解;零利率加浮动汇率可能重演1930年代的通货紧缩陷阱。凯恩斯主义诞生于无环境约束的时代,而“为增长而增长”已撞上资源与气候的墙。此外还有三重结构调整:西方保护主义抬头将冲击亚洲出口导向的全球供应链;银行资本充足率须从8%大幅上调;亚洲传统的自上而下官僚体制须改革,政府应转型为奥尔森所说的“市场强化型政府”。亚洲还需第二代改革,重建激励机制与价值观,摆脱短期逐利的泡沫思维。

最后作者总结:危机归根到底是政治性的,其形式是金融,解决靠政治,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治理危机。东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均已失效,北京共识尚未可知;亚洲作为第三种力量崛起后,其走向取决于竞争与合作力量的互动及各国领导层的改革意志。真正的教训是:亚洲若靠自己成为经济强国,下次危机便只能责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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