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欧洲史·追逐荣耀:1648—1815》第三节
1648年留下的问题尚未解决,1815年又将留下新问题。
1648年留下的问题尚未解决,1815年又将留下新问题。这一时期最惊人的政治发展是国家对支配权的夺取:到1815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已在疆域内获得对立法与效忠的垄断,未能做到这一点的波兰和神圣罗马帝国则沦为被宰割的对象。国家发展的重要一环是世俗化,使教会服从国家;但国家需要更具鼓舞效果的力量,于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世俗宗教被用来为国民输血。成功的国家还需整合精英,方式有宫廷(如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代议制国会(英国议会)、军役贵族(普鲁士、俄国)或三者结合(哈布斯堡君主国),但固化难以避免。所有国家都要面对介于私人与国家之间的新兴空间——公共领域,人们在此交流信息与批评,从中生发出公众舆论这一新的权威来源。不列颠和荷兰共和国因识字率、城市化与较自由的审查制度率先产生公共领域,俄国则相反;公众舆论被有效操控可成为国家的额外资源,被忽视或疏远则可能导致革命。
创造公共领域的力量源于欧洲内外扩张。17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瘟疫之后,恢复缓慢而不均,但人口、农业、商业、城市化与殖民扩张总体向上,18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起加速。受益者首先是国家(渴求税收),其次是地主(利用农产品与制成品的剪刀差,地价涨至三倍),还有佃农、金融家、商人与突破行会限制的制造业业主。但利益分配不均:西北欧到东欧存在鲜明梯度,东欧到1815年仍普遍奴役、文盲与贫穷;西欧也无法吸纳快速增长的人口,食品涨价、工资下降造成持久的营养不良与就业不足,形成新的贫困循环,资本主义侵蚀传统社会。
这一时代既是“理性时代”,见证了牛顿、洛克、休谟、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的著作,也是“信仰时代”,发生了詹森派、虔敬派、卫理公会等宗教复兴;与其视为从信仰到理性的线性进程,不如看作理性文化与感性文化的辩证交锋,歌德的《浮士德》深入探究了这一冲突。沟通是人类生活的中心,也是理解旧制度的切入点:17、18世纪欧洲道路多为无路基的小径,雨天成沼泽、晴天扬尘,旅行速度很少超过步行,乘马车既昂贵又颠簸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