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事变:政策的形成过程》第八章：关东军与“满洲国的独立”

关东军在事变后先扶植各省“省政府”“维持会”等机构，随后因担心民众运动激进化，设立“自治指导部”统一监管地方自治团体，起用文治派元老于冲汉任部长……

关东军在事变后先扶植各省“省政府”“维持会”等机构，随后因担心民众运动激进化，设立“自治指导部”统一监管地方自治团体，起用文治派元老于冲汉任部长，其保境安民的理念与关东军事变前的占领地行政方针相合。在关东军推动下，“奉天省”率先成立并宣布与中国分离，臧式毅出任主席。溥仪方面，土肥原将其诱出天津，日本政府和陆军高层多次下令禁止关东军拥立溥仪，理由是担心国际舆论抨击，但关东军仍秘密推进“建国”准备，先后拟出《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方案》《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等方案，主张建立可与日本缔约的“独立国”，通过驻军、交通机构和“日本顾问”三层实现间接支配，并强调幕后操纵、避免公开干涉内政；同时吸收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标榜民族平等、民众福祉，但《满蒙问题善后处理纲要》明确以日本人利益为第一要义。1932年1月27日幕僚会议确定建国步骤，2月16日“省主席”会议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2月18日宣布脱离中国，经各省“建国促进”集会后，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颁布《政府组织法》《人权保障法》，日本随即以信函形式确立对“满洲国”的支配权。本章最后指出，陆军高层在军事上三度制止关东军越界，但在政策上因缺乏明确方案、目标一致而控制乏力，关东军由此得以将国家社会主义与民族和谐思想付诸实践，其建国构想远超中央想象，事变后的日本国策与外交将因此发生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