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遗书:曾国藩白天打仗晚上校对,国学绕不开的殿堂级著作》第五百七十节
本节包含五段论述。其一,桓冲死后,谢安将荆州等三州分给桓氏诸人,实因司马道子、王国宝从中挑拨,不得已安抚桓氏;谢安执政十年却不早作储备、培养人才,临事仓促,终致桓玄之乱,难辞其咎。
本节包含五段论述。
其一,桓冲死后,谢安将荆州等三州分给桓氏诸人,实因司马道子、王国宝从中挑拨,不得已安抚桓氏;谢安执政十年却不早作储备、培养人才,临事仓促,终致桓玄之乱,难辞其咎。
其二,论“问”之道。问分自问与问人两种:自问是检验自身言行是否合乎公理,是成圣的途径;问人则是舍弃自己的是非去求他人的好恶,容易被君子之偏、小人之私所惑,反致贤才见疑、奸邪得逞,是愚者的狂药。范宁派下属探听官长得失,徐邈批评其以聋为聪,即此弊之例。
其三,论大臣树人之责。王导、谢安皆晋之社稷之臣,谢安为避嫌不任用子弟宗族,却未能培养端方之士以继其后,导致身后道子乱政、桓玄篡位。老氏“功成身退”之说不足以论大臣之道,退而无后继者,功业与身俱亡;王雅、王恭等人本可用可正,谢安未能养成其才、抑其骄躁,终使政乱国倾。
其四,慕容宝厘定士族清浊、罢军营封荫之户,引起士民怨恨。夷狄效法先王之制必致亡国,以威力兴起者当始终尚威力;北方久乱,浊极当变,慕容氏之亡或正是天下转机,所怨之士民不足与计恩怨。
其五,论家风难继。永嘉之乱后,汾阴薛氏数十年不仕刘、石、苻氏,姚兴征召时薛强却出降并导其取蒲坂,一世之志业败于子孙,不及等待隋兴;溧阳史氏三世不入仕而史鉴之名卓著,可谓多幸。
(安帝部分)
其一,晋惠帝、安帝皆愚痴之主,本可另立贤者。惠帝时卫瓘、和峤争之,安帝则举朝无人异议。司马道子利用其无知擅权,王恭因恐被指为废立而缄默,谢安亦不敢任事,举国昏昏,终致晋亡。
其二,公论是朝廷之柄。台谏、大臣若能在朝中斥奸,则天下安定;公论废于上,外臣便借“清君侧”起兵。刘隗、刁协、庾亮失人心而王敦、苏峻反,尚有可原;道子、王国宝荒淫贪秽,廷臣却无人揭发,王恭、殷仲堪遂鸣鼓而桓玄乘之。言路是国之命脉,言路断绝而天下不乱,从未有过。
其三,割地封功臣是三代之制,后世行之则为危亡之始,割边地与有功之酋危害尤烈。古诸侯互相制衡,故难成大患;秦后天下皆天子之土,私授于人即成私有。拓跋氏割秀容川三百里封尔朱羽健,后尔朱氏终成拓跋氏之忧而国亡,是为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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