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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仙侠文化丛书 · 第一百六十六节

《中国仙侠文化丛书》第一百六十六节

中国古代的侠虽未成独立社会集团,却在日常生活各方面与常人有明显不同。

中国古代的侠虽未成独立社会集团,却在日常生活各方面与常人有明显不同。他们除行义任侠外,还刻意维护日常形象,以张狂言行邀名,通过排拒世俗常规来获得自我解放的快感,并以与常人的距离维持神秘感;而大众期盼超人、乐于传扬异事奇行的心理,也鼓励了这种独特行事习惯的形成。

侠的衣饰佩戴最外在地表现了这种不同。先秦时子路以鸡冠帽、野猪獠牙饰物示勇,韩非称侠为“带剑者”,除佩剑外别无特殊装束;司马迁笔下的朱家、郭解穿戴也无特别。汉末起,侠不再敝衣自处,如陈遵独好舆马衣服,世风崇尚奢华。佩带也从剑扩展到弓箭、双鞬,马饰精美,历代咏侠诗多有写实。挟丸(用于赌行杀官吏)与带铃(如甘宁负毦带铃,闻铃即知其至)几乎为侠独有。两晋以下侠少衣饰尚鲜丽,并出现争尚怪异的倾向,如唐代侠少危帽散衣、以黛墨刺肤等;宋元以降侠地位下降,好奢尚奇之风仍未止。

侠维持奢华生活的财资来源因人而异:卿相之侠靠食邑俸禄,豪强官僚兼侠者有田产;声名在外者可获权贵馈赠,如郭解徙茂陵时诸公送钱千万,薛安都、沈光也靠交游者赡养。多数布衣之侠则越出正道谋生,手段主要有剽掠(强力劫财,从郭解早年到明清不绝)、椎埋(杀人埋尸或盗墓,汉代王温舒、唐代沈千载等皆有)、掠卖(如郭元振掠卖千余人)、劫质(绑票勒赎,明代潮惠大侠劫富家子弟索赎)、盗铸私煮,以及发冢盗墓(因厚葬之风,汉唐帝陵权贵墓多被盗,郭解、曹操、窦建德等侠皆曾掘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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