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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仙侠文化丛书 · 第一百五十一节

《中国仙侠文化丛书》第一百五十一节

自《汉书》之后,侠不再见于正史,但他们在日益兴起的市民社会和江湖世界中反而愈加活跃,众多侠题材文学作品也把他们塑造成社会英雄。

自《汉书》之后,侠不再见于正史,但他们在日益兴起的市民社会和江湖世界中反而愈加活跃,众多侠题材文学作品也把他们塑造成社会英雄。这并不矛盾:专制政体建成后,侠被排斥在国家政治话语之外,却在市民社会中找到了生存空间,并寄托了这一新兴阶层的理想,宋以后市民社会的崛起对侠及侠人格的确立作用尤大。

侠之所以能在市民社会壮大,源于其与城市的天然联系。城市商业发达,为侠提供了经济自立的来源;人口流动大、构成复杂,便于藏匿;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又便于结交各路英豪、结成多向利益关系;开放的文化氛围也影响其人格形成。从远古筑城到"市"的出现,城市由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交融而成,为各色人等提供的生活与精神空间大于乡村。春秋时社会解体,失职士人与游民结合产生最早一批侠;战国时各大都会如邯郸、临淄、蓟等成为侠的聚处据点,侯嬴、朱亥、荆轲、聂政等活动皆依托城市。西汉长安、洛阳等手工业城市中,郭解、剧孟、楼护、朱安世等活跃于街闾市井,各行业都有侠的身影。此后历代城市增多,东汉张衡《西京赋》、西晋左思《吴都赋》《蜀都赋》、裴启《语林》所载李阳等,皆见侠与城市相融;隋文帝因汴州"多有奸侠"而严加禁抑。唐代段成式、孙光宪等书记载的侠多以城市为据,宋代诸志怪笔记同此,明清"里豪市侠"更以市井为依托。

城市背景范塑了侠的人格,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执奉游业,城市无田亩拖累、乡土宗族观念淡,侠更愿周游扬名,并使自己的作派与市井好尚相谐;二是追逐利欲,朱家、郭解、原涉等的俭朴多是立节姿态,掩盖的是豪奢本性,不事生产却要维持奢华,多数靠非法手段获取钱财,与社会"好贾趋利"之风相应,故正统人士常将商侠连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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