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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仙侠文化丛书 · 第一百六十三节

《中国仙侠文化丛书》第一百六十三节

本节论述侠人格的无私与自由,并回顾二十世纪游侠研究中对游侠社会身份的辨析。

本节论述侠人格的无私与自由,并回顾二十世纪游侠研究中对游侠社会身份的辨析。

作者认为,侠平等待人、视人利为己利,唯一自爱之处在于珍视名誉,而这名誉也须靠利他来实现,故行侠即选择舍己。人一旦无私、不求报偿,便接近自由,爱也由外在义务变为自身力量,借此与社会相连。侠虽多与社会现实相联,或交游都市、或效力边庭,却始终珍视超越功利的自由品格,这种品格能唤起良知,成就高于常人的精神自由。作者进而指出,精神的可贵在于不为名利所动;侠人格参与塑造的理想人格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而当代人在物质增长中失落了人文关怀与生命原创力,陷入自恋与封闭的个人主义,故每个人都需要救赎,使自身价值由外在实体转向内在精神。最后作者提出,面对无法摆脱的磨难,高扬生命意志、彰显坚毅果侠的人格,是当代中国人的选择。

关于游侠的社会身份,晚清以来一个世纪的研究虽不断深入,仍未给出明确判定。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中归纳的三说——游侠全部出自平民、游侠含破落武士、游侠并非特殊集团而只是有侠客气质的人——各有依据,却都未解决韩非所谓“私剑”与游侠的关系:若私剑即游侠,则难以解释《史记》何以将游侠与刺客分列,也难以说明出身贵族的战国四公子与布衣之朱家何以并称游侠。刘若愚以“习性气质”统摄二者,但因仍将刺客列入游侠,未切中事实。早在1942年,钱穆《释侠》已辨明这一问题:依司马迁之意,养私剑者为侠,被养者非侠,故四公子为卿相之侠,朱家、郭解为布衣之侠;游侠是养人者,私剑只是其门下所养的刺客。钱穆又据荀悦、如淳、颜师古等旧注,说明游侠之“威强权力”在于结私交、辅人,而非一己武技;并由“任”之本义(信交道、保也)判定游侠是藏匿亡命者而非亡命者。由此可知,游侠的基本特征在于结纳救人,而非行剑攻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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