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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面目:阿金库尔、滑铁卢与索姆河战役 · 第十节

《战争的面目:阿金库尔、滑铁卢与索姆河战役》第十节

本节梳理了从19世纪中期至今军事史研究方法的演变。首先,19世纪欧洲史学界对希腊史的兴趣,推动了兰克所倡导的、关注“地理和人类行为”的新史学,其务实精神影响了后世。

本节梳理了从19世纪中期至今军事史研究方法的演变。

首先,19世纪欧洲史学界对希腊史的兴趣,推动了兰克所倡导的、关注“地理和人类行为”的新史学,其务实精神影响了后世。受此影响,法国军官杜皮克开创了通过研究人类行为来理解战争的新方法。他通过问卷调查和研究古代史料,否定了两军相遇时因“冲撞”而溃败的说法,指出士兵的逃跑源于精神崩溃而非实力不济,并强调军队的纪律和对惩罚、死亡的恐惧是维持战斗力的关键。他的思想在美国影响深远,尤其在美国内战后,促使人们从普通士兵的视角审视战争。

一战后,美国军方决定用杜皮克的方法记录二战。以马歇尔将军为代表的历史学家,通过对刚下战场的士兵进行大量采访,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美国军事史风格。马歇尔认为,士兵虽人人恐惧,但更害怕在战友面前显得怯懦,因此军队应让士兵彼此熟悉,以维系荣誉感。他还发现,即使在激战中,真正主动攻击敌人的士兵也少于四分之一,其根本原因在于文明社会对杀戮的禁忌。这一方法将焦点从将领转向普通士兵,但作者指出,马歇尔的理论有其局限性,不能作为解决所有军事史问题的万能药。

最后,作者认为,无论是聚焦决定性战役还是将领,军事史写作都需做出判断。他以英美法系的“控诉制”和大陆法系的“纠问式”作类比,指出英国及美国的军事史学传统类似于“控诉制”,即把某位将领或军队置于被告席上,追究其成败的责任;而“纠问式”的方法则赋予历史学家更多探寻真相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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