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之叹》第八节

1943年至1944年，苏联先后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多个民族。

1943年至1944年，苏联先后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多个民族。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被划为“特殊定居者”的迁移者达二百七十五万余人，其民族政权被撤销，领土被分割。他们在安置地被剥夺基本公民权，居住在设岗哨的“特殊居住区”，每月须登记，本民族语言的学校和报刊被取缔，文化水平大幅下降。1964年和1967年虽为日耳曼人、鞑靼人恢复名誉，但迁移后遗症无法抹平，后来这些民族返乡的斗争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后斯大林时代大规模迁移停止，政府以“花钱买平安”的方式处理后遗症，政治钳制与经济收买并行。一方面强化中央集权、分而治之，一方面在文化上大力扶植甚至人为强化民族差异，形成“文化歧视与文化再造并行”的局面，而排他性认同一旦形成便难以逆转，反成争自由的纽带。另一方面以经济利益代替自由，牺牲俄罗斯人的利益收买非俄民族和地方精英，结果两边都不领情；大批民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后来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力量。官僚体系无人敢担责、无人长远考虑，民族问题被视为“烫手山芋”，历次改革尝试均遭强硬派反对而流产，至安德罗波夫时期已积重难返。苏联寄望于塑造“苏联民族”认同，但认同尚在过渡期，裂变已至。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国家收缩战略强烈刺激了俄罗斯人，两千五百万人转眼成为散居国外者，身份认同危机蔓延，各种政治势力竞相瓜分民族主义遗产，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纷纷出现。官方对斯大林进行“选择性再塑造”，营造大国光荣的怀旧话语，掩盖安全焦虑。领土收缩、欧美挤压使俄罗斯人愤愤不平，苏联遗产与沙俄帝国观念结合，形成“新帝国综合征”。普京、梅德韦杰夫政权顺势以强国、民族自豪感等话语迎合这种社会情绪，而人口减少更引发“俄罗斯正在死亡”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