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霸权》第三章：恶意循环 排名模型的特权与焦虑

本章以单一饮食标准的类比开篇，指出一种模型若被推为全国标准，就会产生扭曲的后果，随后以《美国新闻》杂志1983年启动的全美大学排名为例展开论述。

本章以单一饮食标准的类比开篇，指出一种模型若被推为全国标准，就会产生扭曲的后果，随后以《美国新闻》杂志1983年启动的全美大学排名为例展开论述。

该排名最初只依据校长问卷，遭大量投诉后，编辑凭主观想象挑选了SAT成绩、师生比、录取率、毕业率、校友捐款率等替代变量，赋予权重建立模型，1988年首次发布数据排名。排名一旦成为全国标准便形成自我巩固的恶性循环：名次靠后的学校声誉下降、生源流失、排名继续下跌。校长们被迫围绕15项考核指标运作，一些学校作弊或造假数据，更多学校则全力迎合指标。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排名连年下滑后，发起2.5亿美元筹款、大兴土木并重金投入足球项目，借体育胜利带来的申请热潮提高学生选择度，七年内排名上升37位。

作者指出，模型的问题在于规模而非本身：它遗漏了学费与助学金变量，等于默许大学不断提高收费，1985至2013年学费涨了五倍多；保底学校为提高选择度指标反而拒绝优秀考生，招生沦为按资产与债务管理学生的投资组合，催生了预测录取的咨询产业。排名模型如同最高法则，牵动整个教育生态，并延伸到研究生院和高中。钻漏洞的手段随之增多：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高薪聘请客座数学家并要求其更改论文通讯地址，使数学系排名跃居全球第七；中国钟祥市高考集体作弊引发家长抗议，认为别人作弊、自己守规才是不公平；美国则兴起高价升学辅导，如收费1.6万美元的申请训练营和按录取结果收费的咨询公司，模型不透明使穷人和中产失去内部信息，加剧阶层固化，而被录取的学生也背负债务、未获真正技能。奥巴马政府曾提出以负担能力、贫困生比例、就业等为指标的新排名，但这些指标同样可被钻空——降低毕业要求、裁撤文科、虚报就业率，最终政府妥协，改为公布原始调查数据，让学生自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