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霸权》第一章：盲点炸弹 不透明、规模化和毁灭性

1946年，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主帅路·波德鲁根据击球手泰德·威廉姆斯惯常的击球方向调整防守站位并奏效，这是早期的数据思维。

1946年，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主帅路·波德鲁根据击球手泰德·威廉姆斯惯常的击球方向调整防守站位并奏效，这是早期的数据思维。今天的棒球队用海量历史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计算最优站位和取胜策略。棒球模型是健康模型：数据公开透明、与结果直接相关、不断用新比赛结果校验更新。

作者以自己为三个孩子做饭的日常为例说明模型的本质——对现实的抽象简化，必然存在信息盲点，且模型的设计者会把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观嵌入其中。华盛顿特区的教师评估模型只看考试成绩而忽略教师其他投入，即为一例。种族主义则是建立在残缺数据上、拒绝更新的有害预测模型。

1997年得州杀人犯杜安·巴克被判死刑，其案中专家证人心理学家瓦特·基哈诺以种族与累犯率相关作证，后被发现还在另外6案中用过同样论证。美国24个州采用再犯风险模型辅助量刑，最常用的是LSI–R问卷，它询问前科次数、亲友犯罪记录、成长环境等问题，实质上以出身和身份而非行为评判罪犯，对穷人和少数族裔不公。高风险评级导致刑期更长、出狱后更难就业，从而再次犯罪，反过来"验证"了模型，形成自我实现的恶性循环。

作者据此归纳出"数学杀伤性武器"的三个特征：不透明（算法是黑盒，被评估者不知评分依据）、规模化（可跨领域指数级扩散，产生近似法律的权威影响）、毁灭性（让大量人受害且无从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