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式幸福》第四章：来自印度贫民窟和奥地利鬼城的训诫：一则警世故事带来的社会灵感

作者19岁时在印度金奈目睹极端贫困，31年后作为AEI总裁重返印度，考察孟买达拉维贫民窟。

作者19岁时在印度金奈目睹极端贫困，31年后作为AEI总裁重返印度，考察孟买达拉维贫民窟。达拉维面积仅约三分之二个中央公园，却容纳70余万人，住房拥挤、卫生恶劣、气味嘈杂；但这里几乎没有剥夺感——居民忙于工作，孩子上学，至少一万五千家工厂运转，垃圾回收、皮革、陶瓷等产业把废物变成商品，八成居民在本地就业。向导克里希纳十三岁从村庄来此谋生，如今经营旅游公司。作者由此看到，过去二十年印度靠自由企业让约两亿人脱贫，人均收入从740美元升至1570美元。

随后作者转向1932年奥地利工业村马林塔尔：唯一工厂破产后，失业保险虽保住收入，居民却陷入空虚——阅读量减半、公园荒废、时间观念瓦解、邻里互相举报、家庭争吵加剧，作者认为失去的不是工资而是有意义的工作。现代西班牙延续了这一图景：四分之一青年既不工作也不上学，青年失业率达54%，政府提供600个赴美教汉语岗位仅300人应聘；同时欧洲宗教参与、生育率、慈善、志愿服务、爱国主义全面下滑，人口老龄化威胁养老金体系，反移民情绪高涨。

作者总结出三点教训：不能只用物质标准衡量尊严，达拉维的劳作者比失业的巴塞罗那青年更有尊严；精英主义轻视低技能劳动，如女裁缝西尔瓦靠缝纫供四个孩子读书；有尊严的工作才是幸福之源。美国正处在达拉维与马林塔尔之间，必须选择方向，围绕信仰、家庭、社会与工作重建文化，这正是作者所称的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