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 · 第十五节
《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第十五节
1842年斯特拉特福德第三次出任驻奥斯曼大使,对坦齐马特改革日益失望:年轻的苏丹和软弱的雷希德无力对抗枢密院保守派,改革还受雷希德与接替他任首相的穆罕默德·阿里之间私怨的牵扯……
1842年斯特拉特福德第三次出任驻奥斯曼大使,对坦齐马特改革日益失望:年轻的苏丹和软弱的雷希德无力对抗枢密院保守派,改革还受雷希德与接替他任首相的穆罕默德·阿里之间私怨的牵扯,且帝国缺乏铁路、电报等基础设施,中央政令难以下达。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传统精英——各米利特宗教领袖和伊斯兰教士、地方总督的利益建立在旧制度对基督徒的歧视之上,他们煽动穆斯林示威,引发针对基督徒的暴力,教堂被毁,君士坦丁堡拉丁区也遭威胁。
1850年鲁米利亚基督徒遭屠杀的消息令斯特拉特福德极为沮丧,他致信外交大臣帕默斯顿,断言改善努力已经失败。帕默斯顿认为迫害既招致俄罗斯干涉,也使其行为合法化,英国只能撤回对奥斯曼政府的支持,并预计该帝国将因统治者的软弱而垮台。同时,因伦敦与君士坦丁堡间尚无电报,斯特拉特福德得以自行灵活决策,被称为“特权大使”,其对土事务的直接干预激起苏丹高官、地方贵族和教士的敌视,土耳其人对外来干涉的反感将影响克里米亚战争前夕的政策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