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 · 第十四节
《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第十四节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旅行记和亲土派小册子开始扭转英国人对土耳其的印象。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旅行记和亲土派小册子开始扭转英国人对土耳其的印象。朱莉娅·帕多的游记销量超过三万册,她认为土耳其人身上有接受自由主义改革的“高贵气质”,唯一障碍是俄罗斯。查尔斯·怀特也列举土耳其人改善的例子,厄克特则把伊斯兰描绘成维系帝国内部各教派和平的包容力量,与迷信的俄罗斯东正教形成对比。
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后封雷德克利夫勋爵)虽厌恶土耳其、不懂土语,但更敌视俄罗斯,因而主张奥斯曼帝国全盘接受基督教文明并推行自由主义改革,二十余年间不断指导苏丹及其改革派大臣。他赏识的欧化典型是外交部长穆斯塔法·雷希德——此人通晓英法语、加入共济会,主张建立苏丹在位而不掌权、由启蒙官僚理政的现代国家。1839年,十六岁的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颁布雷希德起草、经斯特拉特福德首肯的《玫瑰堂诏书》,开启“坦齐马特”改革,承诺不分信仰保障安全、财产与法治,体现《大宪章》式价值观,旨在以“奥斯曼主义”——所有臣民不论信仰一律平等——团结帝国,同时以伊斯兰话语安抚保守派。
然而改革落实有限:1844年废除叛教死罪,部分基督徒可入军校、任地方议员和陪审员,但奴隶贸易仍在,基督徒在诸多方面仍被当作二等公民。他们经济实力日增,又借外国护照逃税,贫富与地位反差加剧了族群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