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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 · 第十一节

《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第十一节

傅斯年抗战胜利时在重庆,听闻日本投降欣喜若狂,奔上街头欢呼,并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出国治病。

傅斯年抗战胜利时在重庆,听闻日本投降欣喜若狂,奔上街头欢呼,并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出国治病。他早年立下遗嘱,要将自己及史语所的藏书留给儿子傅仁轨,并请董作宾刻章“孟真遗子之书”作为凭证;傅仁轨在给母亲的信中表示,愿将这些书借给好学之人,以尽其用。

傅斯年一生以救国为志,敢于迎战贪官污吏,主张除恶务尽。在国民参政会就公债案发言时,他声明愿为自己的话到法庭负责,事后向朋友出示证据,证明所言有据。他重视教育,认为教育应针对国家的穷、愚、不合作,主张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全盘抹杀,也不能固守“本位文化”,而应以现代事实衡量,保留人情味等优点,矫正阶级观、不重逻辑等陋习。1944年他因高血压住院,母亲去世后悲痛不已,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剖析自己性格,承认自己遇公事过于热心、感情冲动,虽知是病根却无法改变。他也曾想退隐治学,却始终挂念生民,自嘲在学问与政治之间进退失据,一事无成。

在民族问题上,傅斯年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认为境内各族正在同化融合中。1939年在昆明,他致信主持《益世报·边疆》副刊的老友顾颉刚,劝其慎用“边疆”“民族”等词,建议改刊名并多谈地理经济,阐发夷汉一家之义。顾颉刚接受劝告,却引来个别民族学者反驳;傅斯年遂致函中英庚款董事会负责人朱家骅、杭立武,请求调走其中一人以免生事。他认为若某种学问危害国家民族,政府应予取缔。弟子李济称其见解为不易之论。

傅斯年一生最痛恨汉奸,最重视忠义教育。他在李庄小住时给八岁的儿子傅仁轨书写《正气歌》等,跋中说明用意在于让儿子从小立定做人根基,看破生死。他最敬重明末的黄道周,藏有黄的书画照片并赠友人《黄石斋集》,最瞧不起的则是钱谦益,曾在钱谦益的书册封面题字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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