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史·全3卷》第二节

作者先以布莱恩特笔下宁静的乡村田园景象为引，指出这种怀旧叙事实为麻醉大众的文字，应代之以绞刑架下平民受难的真实场景，并主张用黑死病武装农民、平等派……

作者先以布莱恩特笔下宁静的乡村田园景象为引，指出这种怀旧叙事实为麻醉大众的文字，应代之以绞刑架下平民受难的真实场景，并主张用黑死病武装农民、平等派、宪章分子等平民生活填补丘吉尔编年史中的大事件。

作者回顾自己重读丘吉尔《英语民族史》的复杂感受：其叙述承袭麦考莱的辉格派传统，把不列颠塑造成民主与法治的守护者，虽已难作为明确的历史意义，但对经历过法西斯威胁的那代人而言，岛国自由的信念确是必需的信条。35年后，丘吉尔与社会主义两派权威著作均已过时，帝国遗产无存，殖民地后裔更难认同其必胜信念；不过《帝王之岛》电台节目仍受欢迎，说明英雄叙事仍有市场。作者指出，丘吉尔与麦考莱著史本为教化公民而非消遣，而今日历史与现实割裂，辉格派史学家难辞其咎——他们把不列颠历史等同于狭隘的岛国特性，如今联合王国本身已成问题，这种目的论路标便显误导。

作者主张：不应因全球化而放弃不列颠历史，否则将造成集体记忆丧失，应验西塞罗“无历史的文化自取灭亡”的警告。他提出一种新写法——以变化、突变、熔解为常态，把大不列颠三百年仅视为岛上各民族众多演变的一段；民族身份与忠诚是流动的，可指向血缘、地域、宗族、语言、教会等，苏格兰威尔士内部的南北分界可能比与英格兰的边界更重要，英格兰苏格兰有时在气质上更近法兰西。这种历史尊重偶发性，警惕必然性，展示哈罗德兄弟反目、安妮·博林生子、克伦威尔早逝等偶然如何改变走向。最后作者提醒，这样的写法有陷入混沌、简化史实的危险，应尊重克利俄女神所代表的真相的复杂性，让讲述不列颠历史既是有用的知识，也带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