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第十二节
赫鲁晓夫时期电视已相当普及,1959年底全国约有400万台电视机,70多个电视中心,转播网覆盖7000万人。
赫鲁晓夫时期电视已相当普及,1959年底全国约有400万台电视机,70多个电视中心,转播网覆盖7000万人。苏共中央指示电视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和建设成就,并要求安排党政领导及各界知名人士定期讲话、解答群众问题。广播则是对外反宣传、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手段。1958年底美国调整对苏广播策略,苏联遂于1959年1月发出指示:在敌对广播密集时段增加节目,各加盟共和国对民族语言广播进行特别检查,并从1959年起对德、意、美等国开展日间广播,同时调整对远东、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广播。
档案显示,这一时期书报检查制度最突出的问题是官僚主义和双重管理体制。上级机关下达的命令往往与下级报告措辞几乎一致,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帕斯捷尔纳克事件即为例证:他未读原著便听信苏斯洛夫的汇报,做出了对作者最不利的行政决定。大量实际判断因此落到基层检查员身上,而其素质堪忧——1954年出版总局及地方机构中,受过高等教育者比例不高,土库曼斯坦的10名检查员无一人受过高等教育。当年出版总局干预出版约33000次,其中翻译作品问题31000次。双重管理造成的重复检查则严重拖慢效率,一位检查员的日记显示,杂志送审后长期得不到答复,以致外界传言该刊将被关闭、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将被撤职;外国图书从翻译到出版常耗时两三年,引进时距国外首发已过五年以上。
从制度层面看,参与书报检查的机关极为庞杂,几乎涉及所有部门乃至驻外使馆,却没有固定运作规则,决策易受制度外因素左右:赫鲁晓夫因亲自读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放行,未读《日瓦戈医生》则予以否决;他曾在座谈会上痛斥爱伦堡,随后又单独会见时称那是“误会”。特瓦尔多夫斯基评价领导人对文学的意见常取决于偶然因素。另一方面,检查制度虽有所放宽却无法根本改变。主观上源于赫鲁晓夫本人:他出身工人、受教育不高、作风粗暴,自称在文化问题上是斯大林主义者,1962年对文艺界人士自比将军、称对方为上校;他不认可抽象主义等现代派艺术,加之在权力攀升中继承了权力的本性,因而不愿也不能彻底废除斯大林时期建立的这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