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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 · 第四节

《思想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第四节

本节界定研究时段与方法:苏联政治自斯大林时期至戈尔巴乔夫时期,历经盛衰变迁;知识分子既是观察者,也是映照政治特质的“棱镜”,故书名定为《思想之镜》。

本节界定研究时段与方法:苏联政治自斯大林时期至戈尔巴乔夫时期,历经盛衰变迁;知识分子既是观察者,也是映照政治特质的“棱镜”,故书名定为《思想之镜》。研究大量运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布的档案,从新政治史、社会学、形象学、文化史等视角,分析政权与知识分子的疏离、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表达方式,并以波克罗夫斯基、爱伦堡、以赛亚·伯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等个案考察不同倾向者的思想历程。

在管理体制上,苏联思想文化分国家与党的两套系统,最终权力归党。这一体制有效引导了意识形态与创作方向,繁荣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并维护了国家安全,但其高度集中的本质也制约了思想文化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精神世界的健康。

作者引入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由文学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与科塞的“知识分子生活的场所”理论,并以左拉因德雷福斯案发表《我控诉》引发社会运动为例,说明公共空间具有关心社会、批判现实、监督政府的功能。苏联知识分子的合法公共空间包括:一是出版物,新经济政策时期曾允许私人出版社,1925年后收归国有;50年代中期“解冻”后报刊大增,爱伦堡的《解冻》与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均在重要杂志发表。二是社会与学术团体,十月革命后旧团体多被解散,但至1928年仍有数千个合法组织;作协、历史学家协会等定期召开大会,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索尔仁尼琴曾因致信第四次作代会要求取消审查制度而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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