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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 第三十节

《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三十节

谭先生引《刘六符传》称中京为“四方之极”以证其为都城。作者指出,若中京确为首都,册礼地点本无争议;争论本身说明中京尚无行大册礼的法定资格,“四方之极”仅指地理位置居中,便于朝觐。

谭先生引《刘六符传》称中京为“四方之极”以证其为都城。作者指出,若中京确为首都,册礼地点本无争议;争论本身说明中京尚无行大册礼的法定资格,“四方之极”仅指地理位置居中,便于朝觐。辽代柴册仪多在捺钵附近的山川野外举行,汉式大册礼虽在京城举行,但并不固定于某一京,或上京、或中京、或南京,故大册礼举行地与首都无关。谭先生又据天庆八年天祚帝在中京打包珍宝欲逃,认为中京积储丰厚应是首都。作者解释,辽皇室珍宝本存于斡鲁朵,天祚入中京时随身携带,打包是为逃窜准备,并非一直积储于此。综上,辽朝政治中心在四时迁徙的斡鲁朵,五京只是各地区中心;上京虽居五京之首,也徒有其名,辽后期并未迁都中京。契丹以武立国,军权牢牢掌握在契丹本族手中,北枢密院掌管部族军,北院枢密使几乎全由契丹官员担任。辽朝军事制度由无定制到定制,变化频繁,而《辽史·百官志》记载边防官时存在平行并列上下机构、同一机构重复罗列、将职名误作机构、把不明机构滥列其中等诸多问题,给研究造成很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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