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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 · 第四十二节

《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第四十二节

自由贸易与金融管制的组合在动态上不稳定。20世纪50年代末经常项目恢复可兑换后,企业可通过多开进口、少开发票转移资本,贸易自由化使国际资本管制日渐失效……

自由贸易与金融管制的组合在动态上不稳定。20世纪50年代末经常项目恢复可兑换后,企业可通过多开进口、少开发票转移资本,贸易自由化使国际资本管制日渐失效,可调整钉住汇率制因此承压:政府难以在不引发资本躁动的情况下贬值,盈余国不愿再援助赤字国,独立宏观政策空间被压缩,维护汇率所需的加息也缺乏政治支持。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欧共体建设欧洲货币体系时同样以资本管制维持内部汇率稳定,但欧洲内交易自由化与单一市场目标使管制在20世纪90年代名存实亡;1992~1993年衰退中,高失业限制了政府紧缩加息的能力,货币攻击迫使欧共体放弃窄幅波动区间,转向弹性更大的浮动汇率。由此看,浮动化是资本流动增加的必然结果。古典金本位时期则不然:当时公民权有限、工会与工党势弱,政策环境政治化程度低,钉住承诺可信,资本在冲击中反而流向稳定方向,无需管制。波兰尼早已指出,普选与民主联合主义的政治化摧毁了金本位的有效性,这一逻辑同样解释了二战后管制的兴衰。

此后新兴市场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并以通胀目标制替代僵化钉住;较贫穷国家因金融市场欠发达仍可维持管制下的钉住,但随着发展将被迫放开。欧洲的选择是取消汇率而非让其浮动——以欧元取代国别货币,尽管成员国结构性差异、缺乏政治联邦等问题尚待观察,但退出成本高昂、经济趋同与共同历史遗产使其有动力维持货币联盟。亚洲、拉美虽有意地区货币联盟,却缺乏主权让步意愿与政策认同,政治民主与资本流动终将迫使这些国家放弃钉住,浮动汇率虽非最优,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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