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第二十一节

本节首先补充说明战后各国社会契约的差异：英法虽以增长和就业为先，但劳资关系破裂削弱了合作效果；德国因美军驻扎和东部工人涌入，劳动者议价能力下降……

本节首先补充说明战后各国社会契约的差异：英法虽以增长和就业为先，但劳资关系破裂削弱了合作效果；德国因美军驻扎和东部工人涌入，劳动者议价能力下降，初期生活与生产水平低下仍坚持增长目标。美国虽非欧洲支付联盟成员，却进入其管理委员会并提供35亿美元流动资金，未与其谈判的国家可能得不到美援。

随后论述可兑换制度的进展与问题。一些观察家曾认为美元缺口是持久特征，但欧洲、日本经济恢复、贸易改善，加上美国海外军费和援助支出，美国反而陷入持续赤字。储备从美国向他国再分配，奠定了经常账户可兑换的基础：1958年底欧洲恢复经常账户可兑换，196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一批国家遵守《协定条款》第8款。钉住汇率需要信贷融资，放松资本管制越快越需资金抵消投机外流，这成为60年代国际流动性争论的核心——弱币国家要求增加配额，强币国家反对提供更多贷款。

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存在流动性与对称性问题：新增流动性依赖美元，体系因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日益不对称，这被称为“戴高乐问题”。法国自1922年以来一贯反对赋予特定货币特殊地位，戴高乐抨击美国的“过高特权”并威胁变现美元资产。特里芬难题则指出，外国美元资产增长满足储备需求会导致体系不稳定——外国持有美元超过美国黄金储备后，人们会担心兑换可信度，1960年美国国外货币债务首度超过黄金储备，可能引发类似银行挤兑的效应。

为应对特里芬难题，各国寻求以新的储备资产替代美元。十国集团1963年成立的代表团建议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并分配给少数工业经济体。但第三世界国家认为其国际收支需求至少与工业国家持平，主张直接分配给最需要的国家，且不应由十国集团讨论，于是追加储备与合理分配问题纠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