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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 · 第十四节

《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第十四节

达伦法则将举证责任转给检方:一旦被告方提出精神疾病证据,检方须以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反驳,否则陪审团应判无罪。

达伦法则将举证责任转给检方:一旦被告方提出精神疾病证据,检方须以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反驳,否则陪审团应判无罪。实践中检方常只用一般证人或诘问专家应对,1956至1962年间成为常见策略,但此类定罪常被上诉法院撤销。由于缺乏操作定义,任何诊断手册上的诊断都可作证据;1957年康默·布洛克案中,“社会病态人格障碍”本被专家认为不是精神疾病,被告却凭医院的行政归类以新事证上诉获撤销原判。达伦判决后,华盛顿特区精神异常无罪率从1954年的0.4%升至1961年的14.4%,梅德批评其造成“精神医学的专制”与法庭程序的混乱;巴瑟隆则称自己只是开门而非把钥匙交给精神科医师。

1962年麦克当诺判决作出修正:法庭不受专家定义约束,精神疾病或心智缺陷指任何实质影响心智、情绪程序或行为控制的异常状态,医学判断与法律判断有别;举证责任仍在检方,但可证明疾病即使存在也未实质影响行为。由此形成“达伦—麦克当诺准则”,沿用至1972年被模范刑法典法则取代。该法则规定,行为人因精神疾病或心智缺陷缺乏感知犯罪性或合乎法律要求的实质能力时不负责,但以重复犯罪或反社会行为为唯一表现的异常状态除外。它融合马克诺顿法则与不可抗拒之冲动法则,以“感知”“合乎”“实质能力”等措辞扩大认知准则、避免全有全无的判断。批评者围绕其排除反社会人格的条款展开争论,有人认为不该排除,有人认为该条款也无法真正排除。学者郭德斯坦指出,法律能回答为何免责却无法回答哪些人该免责,精神疾病概念仅在核心部分(如幻觉、妄想、器质性精神病)界定清楚,周边状态如精神病态人格、精神官能症则取决于医师的哲学立场;“精神异常”终究是法律名词,须让免责状态符合公众期待,而达伦实验说明把问题完全交给精神科医师尚不为社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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