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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与地域文化 · 第二十二节

《宋词与地域文化》第二十二节

本节论述宋词在都市公共文化空间影响下形成的趋俗之风,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本节论述宋词在都市公共文化空间影响下形成的趋俗之风,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语言上吸收都市俗语。宋代俗语风气盛行,文人士大夫日常嬉戏、歌唱、属对乃至讲经都杂用俚语,苏轼主张街谈市语皆可入诗。柳永将坊曲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歌妓传唱,康与之、黄庭坚、施岳、孙惟信等词人作品中也不同程度镶嵌俗语俚词。俗语能产生陌生化效果、增强可歌性,但过度使用会使词失于本色、粗俗,或造成艺术不协调。

第二,吸收市民文化。市井卖物之声采合成词,形成“吟叫”等艺术,《卖花声》词调可能即源于清晨卖花吟唱,蒋捷、秦观、王嵎、刘辰翁等词作均有卖花声入词。宋词还大量反映金明池、元宵、寿庆等民俗活动。表现都市生活时,宋词好咏富贵、乐道喜庆:炼字追求绮丽华贵,名词前常加装饰性形容词,句式婉曲繁复;内容多写歌舞太平,柳永词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应制之作镂玉雕琼。但过度介入都市生活也伤害了艺术性,如寿词多谄谀虚诞,节序词多陈腔滥调。

第三,追求新奇。都市俗文化不断求新以唤醒感官,如妇女妆样数年一变。词受此影响最显著的是创新词调:宋人所用七百二十多个词调中六百三十多个为新调,柳永一百三十个词调中绝大多数是新声或改造前代令曲而成。词作中也多有“万家竞奏新声”一类描述。

第四,艳丽化。许多词作创作于风月场所或有歌妓参与的宴席之上,苏轼、刘过、张炎的小序均有记载;柳永因教坊乐工求词而声名大噪,叶梦得、赵长卿、刘过、吴文英等也有应歌妓乞词而作的记录,另有大量主动赠予歌妓的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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