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与地域文化 · 第六节
《宋词与地域文化》第六节
20世纪上半叶,地理与文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众多刊物发表相关论文,出版多种著作。
20世纪上半叶,地理与文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众多刊物发表相关论文,出版多种著作。其中陈寅恪指出魏晋南北朝学术宗教与家族、地域密不可分;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出地理环境决定游牧、农耕、商业三种文化类型,并论及中国文化的地理背景。
文学研究方面,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从声音、水土解释南北文学差异,后又修正观点,认为文学与地域并非简单对应;王国维据南北学派论屈原成就,并统计元杂剧家籍贯判断创作中心转移;汪国垣将同光以来诗家分为六派;唐圭璋按省统计两宋词人籍贯。
1949年后受苏联影响,地理环境决定论受到批判,相关研究一度沉寂,仅胡小石《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少数成果。80年代以来,思想解禁促使研究繁荣,严钟奎、李澄、葛剑雄等学者重新评价地理环境的作用,取得新的理论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