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阶级结构 · 第四十九节
《宋朝阶级结构》第四十九节
本节论述官户的贪污行贿、私役民夫士兵等为非作歹行为,及其阶级地位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本节论述官户的贪污行贿、私役民夫士兵等为非作歹行为,及其阶级地位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贪污行贿在宋代愈演愈烈。北宋初虽严惩贪墨并立《戒石铭》告诫,收效甚微;后世法禁宽纵,卖官鬻爵成风,民谚称“三百贯,直通判”。宋徽宗时蔡京、王黼等大肆纳贿;南宋高宗时秦桧喜赃恶廉,岁受州县寿礼数十万;宋宁宗时监司属官巧立名目索贿,韩侂胄、贾似道等奸臣皆大贪污犯。时人称“廉吏十一,贪吏十九”,贪官占多数且多得志,成为官场常态。
官户私役士兵普遍,虽有“当直”限额却常超额,朝廷禁令无效。士兵被役使从事建筑、采伐、纺织等私家劳作,导致军训废弛、军纪败坏,宋廷养兵费用实成官员私役雇金。此外官户亦役使民夫。
官户阶级地位既稳定又流动。郭进“造宅者与卖宅者”的故事、赵普后代流落行乞、吕端诸子贫窘,反映祖宗发家子孙败家;蔡京诸孙不知米从何出,显示纨袴子弟的无知。阳枋论三世仕宦子孙必极奢侈,终致衰败;《就日录》称不肖子为“三虫”。朱熹劝谕官户安分循理,袁采指出贵宦子孙强索强贷、假势陵人,为害更甚。官户子弟不论兴衰皆可为社会祸害。
综上,官户寄生腐朽阻碍社会进步,但非唯一因素,宋代经济文化科技的进步与统治阶级腐朽平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