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欧洲史·竞逐权力:1815—1914 · 第七十二节
《企鹅欧洲史·竞逐权力:1815—1914》第七十二节
本节讨论19世纪欧洲的犯罪、底层社会与乡村自治执法。记者梅休、作家狄更斯等人将城市底层描绘成一个有独特习俗与用语的“危险阶级”,但社会调查表明,这一独立阶层多属作家想象……
本节讨论19世纪欧洲的犯罪、底层社会与乡村自治执法。
记者梅休、作家狄更斯等人将城市底层描绘成一个有独特习俗与用语的“危险阶级”,但社会调查表明,这一独立阶层多属作家想象;许多穷人以合法与非法活动混合谋生,工人普遍视拿走雇主财物为正当,如矿工带煤、码头工窃货,甚至有产业依赖偷来的原料。职业罪犯虽存在(如伦敦的阿瑟·哈丁),但当时人们多将城市化与犯罪上升相联系,俄国数据也显示城市犯罪率高于乡村,且城镇扩张使财产犯罪增多,而农村犯罪多为暴力冲突。
公众认为靠劳动创造的财产不同于现成之物,解放农奴后林区私有化引发普鲁士大规模盗林案(1865年达37.3万人),农民与护林员冲突不断。农村长期自行执法,各国普遍以“瞎闹音乐”等习俗惩罚违规者,如游街示众、焚烧模拟像,俄国甚至发生村民冲入监狱殴打盗马贼。南欧族间血仇盛行,科西嘉1821—1852年有4300起血仇谋杀,黑山、阿尔巴尼亚等地则以成文或口头规则(如“列克族规”)规范复仇方式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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