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朋克：自由与互联网的未来》第八节

本节围绕国家大规模监控能否受到民主监管展开讨论。安迪·米勒–马贡指出，欧盟民主国家正大量购入可绕开法院、不受控制的监控设备。

本节围绕国家大规模监控能否受到民主监管展开讨论。

安迪·米勒–马贡指出，欧盟民主国家正大量购入可绕开法院、不受控制的监控设备。朱利安·阿桑奇认为存在两条路径：靠物理定律开发防范设备，或靠法律建立监管问责，但战略拦截（无差别拦截所有人数据）无法被有效制约，因为实施者就是统治集团核心，且技术复杂、秘密使用。他以瑞典2008年FRA拦截法案为例，说明一旦建立秘密拦截体系，附加条件便无法执行，立法反而为违法者洗白；澳大利亚、英国的元数据立法也因公众不懂技术而失效，不可问责性是体系故意设计的特征。

热雷米·齐默尔曼提出应像管制核武器那样管制监控技术的制造与销售，视其为战争手段。雅各布·阿佩尔鲍姆以叙利亚、利比亚及法国Amesys公司为例，说明监控设备在这些地方就是武器，并指出出售监控系统如同出售整套战车武器系统。安迪补充说，《瓦森纳协定》限制加密技术出口却不限制监控设备出口，因为出售监控设备可让出口国掌握他国监听内容，从中获利。阿桑奇进一步把大规模监控比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监控能力每18个月翻倍，成本已低至千万美元即可永久存储一国数据，且窃听对象已从军火贸易扩展到谷物等经济情报领域。

阿佩尔鲍姆用“地雷”类比监控技术，指出技术上可行不等于必然要走上监控一切的道路；挪威电话公司因战后隐私忧虑不得存储元数据，证明隐私友好设计是可能的，但GSM等移动通信架构已不给内容隐私留余地，手机本质上是追踪设备，第三世界的电话系统可能沦为他人收集数据的间谍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