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朋克:自由与互联网的未来》第四节
阿桑奇指出,20世纪90年代密码朋克运动兴起于国家禁止密码术的背景,互联网既带来通信自由,也催生了监控。
阿桑奇指出,20世纪90年代密码朋克运动兴起于国家禁止密码术的背景,互联网既带来通信自由,也催生了监控。如今监控已从少数政府扩展到全球,且因人们将政治观点、家庭关系和朋友圈都上网,被监控的通信量和类型都在增长。他将此概括为“增加的通信对增加的监控”:通信增加赋予人们表达自由,监控增加则限制这种自由。他把这视为信息掌权者(搜集信息的局内人、影子政府)与把互联网当作公共发声工具的公众之间的斗争。
米勒–马贡建议从当权者视角看问题:情报工作的核心是通过宣布机密来延缓事件、限制人们理解并影响事件的能力。当权者视互联网为损害其定义现实、控制民众能力的“疾病”,因此大规模投资监控、过滤,以维护统治(如沙特)。
阿桑奇以埃及革命为例:Facebook、Twitter帮助迅速形成共识,震惊穆巴拉克政府,参与者也被追踪;2011年革命手册警告勿用社交网络,但革命成功使使用者幸存,若失败他们将陷入险境;早期穆巴拉克切断互联网,此举是否有利于革命有争议——断网反而促使人们走上街头。结论是:革命需要愤怒的大众、速度和胜利,否则同一基础设施会被用来追踪参与者;若发生在美国,社交网络可能被国家接管、被FBI/CIA搜查。
齐默尔曼指出监控与控制难分,需同时应对政府和企业的控制。阿佩尔鲍姆认为审查是监控的副产品(自我审查与技术审查),并用比喻说明:修路若每寸都装只有秘密警察能查看的摄像头,就是互联网的现实;修路者不等于管理者。米勒–马贡补充,Facebook是让人们赤身暴露数据的花园。阿佩尔鲍姆比较:为斯塔西效力有钱,Facebook用户得到的是社会资本,这是一座完美的环形监狱。
阿桑奇转入技术哲学:技术是系统性相互作用,封建制或源于集中磨坊;技术趋势是从发明到集权化再到民主化,但一般趋向于控制权集中于控制物质资源者手中。他以半导体制造为例:流程极复杂、需巨额研究投入,控制者可收取高额费用。互联网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顶端,依赖光纤、半导体、矿业、金融、法庭等复杂交易网络。
米勒–马贡以古登堡印刷术为例:禁令反而推动其跨地区传播,打破天主教会垄断;互联网的机器也可作生产设备。阿佩尔鲍姆引吉尔莫“网络将审查视作故障并绕行”,米勒–马贡称这既是乐观阐释也是一厢情愿的自我实现预言。阿桑奇澄清:吉尔莫说的是新闻组(约三十年前的多对多邮件系统),人人可运行服务器、自动复制转发,单个节点被审查不影响消息传播,而非指互联网或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