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遗书:曾国藩白天打仗晚上校对,国学绕不开的殿堂级著作》第六百八十七节
本节承接前文,论述驾驭臣下的关键在于因人施治:秦桧阴险,必须施以重刑才能止其为害;韩侂胄、贾似道这类人不给实权便只是佞幸;史弥远则可加以约束引导,使其为国效力。
本节承接前文,论述驾驭臣下的关键在于因人施治:秦桧阴险,必须施以重刑才能止其为害;韩侂胄、贾似道这类人不给实权便只是佞幸;史弥远则可加以约束引导,使其为国效力。作者感叹,秦桧、侂胄、似道当权时君子无法遏止,而弥远时代君子本未受困,却自陷困境,令人惋惜。
转入《宋论》卷十四论宋理宗。第一节评济王赵竑之死:真德秀、魏了翁二公为济王鸣冤、指责史弥远擅杀,用意虽好却为时已晚。作者认为应在济王未被杀时设法保全;事后追论弥远之罪,势必牵出废立理宗之事,这是庸主奸臣做不到的。且赵竑当初与潘壬有约,事后才告发,属见势改图;其人躁急,觊觎君位、形于声色,被废被杀多由自取。若借此事伸济王以抑弥远,反而会把理宗得位不正的丑事也揭出来,使君主不安其位,是君子的过失。
第二节批评当时儒者以受朝廷褒封为荣:史弥远解除道学之禁后,为儒者请谥请封络绎不绝,但这反而使儒学教化衰薄、为人轻贱。作者指出,古时政教合一,孔子以教化继帝王之统,重在义利之辨;后世儒者却像佛道方士一样奔走权门、求取封号官爵以自炫,是自取其辱。真正传道应使后世君相身体力行,而非徒求虚名;朱子之后无人能推其志以尊其师,令人长叹。
第三节论宋联蒙古灭金之事。作者先指出宋当年联金灭辽已自招祸患,此次蒙古自来约宋夹攻,实为试探宋之虚实。宋若拒绝,须有站得住的理由和兑现的实力:以金为友邦、不忍乘危为辞,会因靖康之耻而理屈;只有以金为世仇、誓雪旧耻为辞,才义正辞严。但宋志不定、胆不充,既说不出口,也无力践行,故史嵩之只得重蹈童贯覆辙,答允夹攻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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