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遗书:曾国藩白天打仗晚上校对,国学绕不开的殿堂级著作 · 第三百六十二节
《船山遗书:曾国藩白天打仗晚上校对,国学绕不开的殿堂级著作》第三百六十二节
本节先论卫国父子之争,指出蒯聩对辄的苛责本身即是一种过错,"名正言顺"之说在君臣父子之际难以通达,故须权衡事势以成事。
本节先论卫国父子之争,指出蒯聩对辄的苛责本身即是一种过错,"名正言顺"之说在君臣父子之际难以通达,故须权衡事势以成事。
次论身处天下纷动之中而能自持者寡。宋国亲晋,多年不受郑、卫牵动,本可养德养力;却在范中行之乱时贸然伐郑,先能制而后失守,招致郑罕达伐宋之辱,正是"动悔有悔"。
再论咎与祸相报之理:晋急于责郑、卫而失于无主,卫乘范中行之乱而反受蒯聩之累,以咎报咎,祸患层出,故《春秋》详载蒯聩而略荀、范。
末论楚国围蔡。当时天下大戒已由楚移至晋国的大夫,故《春秋》许楚。楚舍吴而先治蔡,是远略而非弃义——吴强难图,蔡久为楚附却引吴害楚,先蔡后吴则名正、志伸、谋允、事顺。君子以义驭气,不以一时之忿行事;又论及灾异之说,主张修省应反求诸己,不以祸福媚畏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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