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第二十九节
本节以《好大一棵树》起兴,回顾杜润生一生与农村制度变迁的四次交织。
本节以《好大一棵树》起兴,回顾杜润生一生与农村制度变迁的四次交织。杜润生1913年生于山西太谷,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次年入党。
第一次是土改。1949年起他任中南局秘书长、土改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两度进京起草土改报告。他早察觉消灭富农有违财产权保护,晚年仍视土改为社会转型的必经步骤。他内心纠结于组织体制逻辑与农民权利逻辑的冲突,认为土改中放手与防偏、发动群众与遵守法制始终两难,反复说欠农民太多,此后所为带有赎罪意味。
第二次是合作化。1953年他与邓子恢调京,分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与部长,在速度、农民四大自由、私有制存废三方面与毛泽东分歧。1955年毛批评邓像小脚女人,邓、杜立场一致同受批评;安子文说他农民观念强、政治上弱。
第三次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1958年他已调任中科院党委副书记,起初赞同大跃进,后经向山西老乡求证、赴天津郊区考察,识破虚报产量;听陈伯达以马克思“农业生产大军”作依据,他直斥是劳动营。他由此想明白毛坚持消灭私有制、组织农业产业军的逻辑。
第四次是1970年代末的改革。朱嘉明指出杜老是少数理解1978年农民真实处境者,农民的改革要求如火山喷发,小岗村按手印实为抗争。1979年他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后组建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与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并任主任,连续五年主导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承认包产到户、放活工商业、疏通流通、取消统购统销、增加农业投入。他以“可以包产到队、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的措辞让农民自行选择,并于1984年组织考察东西德。1986年底他认为一号文件使命已终结,转而组建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1986年运行)和农村改革实验区(1987年组建),为政策法规提供依据。人民公社的瓦解被视为改革最有历史意义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