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仙侠文化丛书 · 第一节
《中国仙侠文化丛书》第一节
本节论述游侠研究长期被史学忽视的原因,以及在新史学视野下重审游侠的意义。
本节论述游侠研究长期被史学忽视的原因,以及在新史学视野下重审游侠的意义。
作者指出,游侠研究上起司马迁,此后因这一群体东汉后转为儒生、难以附于九流而少受关注。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旧史学只重帝王将相、一家一姓的谱系,不见底层民众。梁启超检讨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倡导叙述人群进化的“新史学”,虽未及示范,但其重“民史”的立场与后来的年鉴学派相通。年鉴学派持整合的历史观,主张跨学科综合、拓展史料,以问题史学取代叙述史学;此前鲁滨逊的《新史学》等已为此酝酿气氛,并对中国学界影响甚大。在此背景下,游侠研究着眼于底层与边缘,考察其早期身份认同与晚期自我重塑、其脱序生存与帝国治理原则的对峙、其自掌权柄对身分社会的消解,以及对传统精神伦理的冲击,可把握被遗落的微观与宏观共同体。
进而,作者以明代为例说明儒侠界限的模糊。汪道昆反驳韩非,肯定“节侠”与“闳儒”相为用。明清侠者多沉沦民间,或为商为医为僧道,如隐侠刘绍箕、商人吴敬川、铺户李昌、由商入儒入道的闵龄,身分难以遽断。士人方面,王阳明早年豪纵任侠,其后学王艮及泰州学派的王襞、颜钧、何心隐等人意气高、行事奇,有狂侠之风,颜钧更被径称“游侠”。明代“山人”群体又常出身商贾,商、儒、侠交杂,如沈明臣等由商人为山人又好侠,形成“侠商”“侠儒”的新面目,儒侠一体已成常态,这是韩非、班马所不能范围的新变化,对理解晚期帝国社会亦具意义。
全部 17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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