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1840~1937》第十八节
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后,对当地数万华人既依赖其经济贡献,又忌惮其势力,于是时而驱逐屠杀(1593年驱逐,1603年与1639年两次大屠杀,死难者数以万计),平时则征收重税……
西班牙人占领吕宋后,对当地数万华人既依赖其经济贡献,又忌惮其势力,于是时而驱逐屠杀(1593年驱逐,1603年与1639年两次大屠杀,死难者数以万计),平时则征收重税,最终使中国丧失了在菲律宾的发展空间。荷兰在爪哇也用同样手段对待华侨。欧洲人到来之前,华侨本是南洋社会经济的上层,本可将群岛变成海外的新闽粤,却因明朝无力保护而永远寄人篱下。
作者指出,明代政府与人民的海外事业动机互不相关:人民冒险到南洋谋生,而政府的海外活动(如郑和下西洋)实为太监谋私利,因此一面派使出洋,一面禁止人民出洋、坐视侨民受压迫。与西人以国家民族利益驱动的扩张相比,这种动机自然一败涂地。
葡萄牙人1516年首抵中国东南沿海。当时中国实行贡舶贸易体制,以天朝自居,视通商为羁縻藩属之术,规定贡期、船数,久之形同虚设。葡人行为凶暴(劫掠人口、欺凌诸国),又因吞并满剌加而丧失进贡资格,导致使团失败、正使死于狱中。但葡人火炮犀利("佛郎机"之名自此始),且通商带来巨大利益——既有国计民生之利,也有官吏的陋规之利——地方官往往表面禁止、暗中放任。沿海民众也乐于与外人交易,朝廷禁令难行。正路堵塞,中外商人便走邪路:如荷兰人、英国人通过贿赂中国官吏谋求通商许可。
最终明朝明令允许葡人在广东通商,初在浪白滘,1535年黄庆受贿将泊口移至濠镜(澳门)。官吏认为让葡人定居澳门便于控制——只靠莲花茎一路与内地相连,可断其接济。1574年中国筑闸墙控制通道,设税关、县丞,葡人纳地租五百两。这一妥协既维护了天朝体制的表面尊严,又满足了各方的实际利益,成为明朝应付西方冲击的第二步,终明之世澳门未生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