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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一次哲学之旅 · 第十二节

《幸福,一次哲学之旅》第十二节

本节先讨论幸福追求的历史与个人、集体的关系。帕斯卡尔·布吕克内认为现代人以尘世幸福取代了宗教至福,作者指出对个体尘世幸福的追求其实早于基督教,广泛见于《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埃及……

本节先讨论幸福追求的历史与个人、集体的关系。帕斯卡尔·布吕克内认为现代人以尘世幸福取代了宗教至福,作者指出对个体尘世幸福的追求其实早于基督教,广泛见于《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埃及、《圣经》以及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斯多葛派等古代哲学和印度、中国、佛教等东方文明;古今真正的差别在于是否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分开——古代智慧(希腊城邦、斯多葛派、柏拉图、孔子、佛祖)都把个体幸福置于团体之中,强调共同修行与互助,亚里士多德更明确主张城邦之利高于个体之善。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家和法国共和缔造者也把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相连,相信理性、科学、教育、法律能带来进步;二战后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基督徒、嬉皮士仍怀有改变世界的理想。转折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众消费与道德革命:消费社会中个人主义膨胀为自我中心,只求即时快感与个人利益,如利波维茨基所分析的“第二次个人主义革命”,乌勒贝克笔下的人物即其写照,由此造成个人幸福与集体向善脱节的现代困境。九十年代末以来出现“第三次个人主义革命”:个人发展、东方智慧、世界主义、社会论坛、生态意识及全球协作运动兴起,表明个人修为与公共关怀可以并行共生,个人幸福与集体利益并不对立;功利主义思想家也指出,只有人人幸福的社会,个人的幸福才可持续。

其次,作者指出二战后“幸福”从权利变成了义务,反而成为负担:人们因不幸福而自责,世俗的成功失败取代了宗教的救赎沉沦。这种对幸福的执念阻碍幸福,原因有二:一是商品社会制造大量与消费、外表、社会成功相关的虚假幸福承诺,欲望满足后又生新欲,导致持续沮丧;二是现代社会病态的享乐主义代价高昂,韦伯所揭示的新教禁欲精神走出修道院进入世俗,僧侣的清规戒律演变成人人被迫接受的束缚——商人拼命工作、运动员的强迫症、父母在职场与家庭间疲于奔命,都是这种新型“幸福苦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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