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战场归来》第四节

作者在亚运村9层借拍照之机接近服务生，得知其中一位没戴胸卡的男孩是毛泽东外孙王效芝，随即拍下照片，冲洗后交差，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亚运期间卖价最高的作品。

作者在亚运村9层借拍照之机接近服务生，得知其中一位没戴胸卡的男孩是毛泽东外孙王效芝，随即拍下照片，冲洗后交差，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亚运期间卖价最高的作品。此后他一边备战一边等待出发：领到防弹背心、学阿拉伯语、结交留学生，在摄影背心上缝国旗和阿文社名，国际部同事帮他备好急救包。

他天天跑伊拉克驻京大使馆办签证，外交官坚持至少给一年并警告他别搞情报；新华社内部多位前辈、领导分别教他战场经验、外事纪律和采访与纪律冲突时的取舍，他由此认定应以采访为先。他常年住值班室待命，随身带相机，靠快速反应理论和闪击战思想（源自古德里安等人的军事学说）处理国内突发事件，并多次撰文获奖。1990年海湾危机时，他判断必有一战，顶着多数同事的质疑和官僚体制的阻力，经《中国青年报》记者转呈副社长郭超人批准成行，只拿到300美元经费，后靠驻伊大使郑达庸资助的一万美金才成行。他建议摄影部在开罗、巴格达、利雅得三地布点，并接管图片传真室，把三地连成一张网，自己成为进入巴格达的头号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