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选》第一百一十六节

本节论述唐代末期诗歌与农民起义的关系，以及晚唐诗坛的主要流派。

本节论述唐代末期诗歌与农民起义的关系，以及晚唐诗坛的主要流派。

广明元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规模由数千人发展到五六十万，其燎原之势源于长期积累。早在开成二年甘露事变后，李商隐《行次西郊一百韵》就描写了郿县一带兵祸饥荒、民不聊生的景象，诗中“盗贼本王臣”等句预示了事态发展；到九世纪五十年代，各地零星暴动已汇合成有组织的武装起义。黄巢《题菊花》等诗表现出强烈变革精神，于、曹邺、聂夷中、皮日休、杜荀鹤等人的诗也充满阶级对抗情绪，反映了唐统治走向崩溃的必然命运。

此期诗歌多含浓厚感伤气息，时代感伤与个人哀怨融为一体。李商隐《杜工部蜀中离席》、杜牧《泊秦淮》都由时局生发感慨；陈陶《陇西行》、许浑《塞下曲》等边塞诗也不复盛唐的慷慨苍凉，正如沈德潜所说“时代使然”。

艺术上，杜牧、李商隐、杜荀鹤代表了今体诗的进一步成熟。李商隐博采众长，诗风蕴藉低徊，但也有藻绘堆砌之作，后世西昆体只袭其糟粕，不能与之混为一谈；杜牧则在艳丽中见豪宕。另有一派专工古体的诗人，生活贫困，主张简质朴素的诗风，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系统批判现实。杜荀鹤以律诗写事，语言通俗浅近，与李商隐的典丽精工代表晚唐律诗两个流派。

最后，编者说明本书选录原则：以政治标准为第一，兼顾艺术，力求选出代表各时期各作家最高成就的作品；并强调对待古代文学遗产应批判地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